武隆文脈
您的位置:武隆網 > 文化 > 正文   |   2019-11-12

  ◆ 大木子

  壹

  一直以來,烏江明珠般的武隆是一個充滿人文傳奇和富有山水文化獨特魅力的地方。

  這里大婁、武陵浩浩蒼蒼,迤邐綿延,烏江、芙蓉江碧波蕩漾,龍走蛇行,是烏江號子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的發祥地。這種地域文化背境下,潛流于歷史中的武隆文脈便應運而生,若一根神奇的脈線向我們款款走來。然而,它是一個什么樣子的呢?首先,我們得對文脈的定義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兩種解釋。一種指風水學上的“龍脈”;另一種指華夏文明發源的脈絡。這兩種解釋都為廣義上的文脈。而余秋雨先生在《中華文脈》中把文脈定義為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把它歸屬于文學范疇。

  照此定義,武隆文脈當是烏江流域文化發展史中的文學潛流。它像武陵、大婁蜿蜒起伏的脊線,像烏江千回百折的步態,若隱若現般行走在武隆人千年生命華章與文明繁衍的煙云中。

  正是這根若隱若現的線條,使我們知道了悠悠武隆文脈的遠古,使我們知道了它一路走來的蹣跚、坎坷而又充滿神奇與期待。

  從考古的角度看,武隆文脈的起源尚早。5000年前,武隆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就已有人類活動,上世紀八十年代于江口鎮蔡家村鹽店嘴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石斧,就有力佐證了武隆人的生活史,但有文字印痕的記載應在商周至春秋時期。

  自漢代建元元年有記載開始,武隆屬巴郡,隸屬巴東屬國。三國至晉時屬涪陵郡,永和十二年(356)涪陵郡治所遷漢平縣(今武隆鴨江鎮),南北朝時改為黔州,隋朝改為黔安郡,到唐代又復置黔州、黔中郡等。隋大業十年(614),彭水地置信安縣,亦稱信寧縣,治今江口鎮。唐武德二年(619)析彭水縣地置武龍縣(治地土坎五龍村),明洪武十年(1377年)武隆縣并入彭水縣,洪武十三年(1380)析彭水縣地復置武隆縣。

  一路下來,武隆文脈經歷過無數的磨礪衍變,留下來的文字碎片及文學印記,往往隨朝代的興衰更迭,呈現參差不齊,或肥瘦不等的現象。

  由于行政區劃曾分割不定,加之朝代的風云變幻,使許多文脈印記隨行政的分合、朝代的更替,斷斷續續,導致歷史記載模糊或多有空白。總體看,夏、商、周這一段相對模糊,很難找到清晰的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學藝術類的東西。但商周到戰國時期出土的戈、鉞、箭鏃等武器及上面印刻的文字表明烏江流域的文明程度已十分高,可以肯定這個時期已有文學的出現。漢代佐證的物件就多了,上世紀在江口、土坎、鴨江出土的文物已有大量的文字說明。唐宋的詩篇應該是武隆文脈的高峰期,元朝的寥寥記載處于低潮,明清的文學藝術潛流開始回升并走向鼎盛,近、現代的文脈氣象則相對平凡,好似踮著腳尖在期待。

  而這種發展曲線,與歷史本身的衍變有極大的關系。回首烏江流域幾次大的戰爭及移民,影響著武隆文脈的發展路徑。特別是自三國章武元年(234)至清咸豐十一年(1861),經歷了大小戰爭20余場。使武隆文脈凸顯曲折多變、命運多舛的滄桑歷史。早期武隆文脈主要受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朝廷治理多以“以土治苗”“以蠻治蠻”等模式管理,往往在出現叛亂或爭端時派出軍隊鎮壓和平叛,而派遣的官吏帶來了漢文化的熏陶,每征戰一次,歷史又向前推進一步,不斷往復,使武隆文脈在斷續中前行。又因自古蠻荒,交通閉塞,烏江流域被列為朝廷流放犯人和貶謫官吏之地,這些犯人和貶謫官員也帶來了漢文化。自明以后,朝廷采取趕苗拓業、改土歸流的方式,使漢文化大量輸入,逐步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武隆文脈發展格局。

  有人在人類文化研究中說:人類有共同進取的合作力量,也有互相殘殺的卑劣天性。這往往讓歷史文脈遍體鱗傷。所以,烏江流域的人類生活也是在斗爭中一路走來的。

  另外,在行政區劃分合中終將鴨江版塊及江口版塊分別從涪陵、彭水歸屬武隆,追朔這兩塊的文化淵源使武隆文脈的歷史陡然厚重有加,脈線綿長。在這生生不息的漫長歷程中,文明與野蠻便在分爭與統一中如百川之流匯集成河,亦如斑斑血淚融成的生命之歌。所以,烏江流域的地域條件,人類生活史,行政版塊的分合,決定了武隆文脈的肢離破碎與生死往復。

  貳

  翻閱《皇朝經世文編·郭清螺文集》《巴蜀史跡探索》《華陽國志》《酉州志》《涪州志》《彭水縣志》《武隆縣志》等書冊,發現最早有關文字的記載應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

  而文脈的起源當從文字的記載開始。上世紀八十年代,江口、土坎等地出土的東周、戰國、漢唐文物,已從文學、藝術的角度昭示了武隆文脈起源很早。其中土坎遺址出土的東周夾砂紅褐、陶罐、尖底器,東漢石斧、龜蛇玄武座、虎鈕鐓于、撫琴俑、擊鼓俑的形態構造及圖紋描繪等都體現了高超的美學表意,似乎更清晰的閃爍著武隆滄桑文脈的起落煙云。而戰國出土的銅鉞的云紋圖案、柳葉劍、巴蜀圖章,東漢“千萬富貴”字磚、“回”紋磚、“人”字磚,已從文字的使用埋下了文脈的根莖。讓我們眼前一亮的是于江口羅州壩出土的《唐·蹇夫人墓志銘》更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文脈重證。雖只是一方小小的碑刻,但它是武隆版圖最早的顯示文學形態的文字記載,除了它的史學價值(唐代在江口設信寧縣行政機構的證據)外,其“躑躅貞姿,如玉如金”,“寒月沉影,滄江之下”文句精深,言詞厚重,遺憾的是作者名字已風化模糊,無法辨認。

  當然,唐代的文脈印記不只是一塊碑文,眾多不朽的詩篇在黔州這方偏遠地落下了墨跡。細數下來有近三十篇首,其中不乏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劉禹錫等。曾經的黔州是蠻夷之地,那些與大詩人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系,并到黔州赴任或被貶謫的人,無不百感交集、相互交流與傾訴,使他們的感慨及離愁別緒通過書信及詩文表達融入了黔州的文脈。這中間唐代后期詩人李頻的《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及《黔中罷職泛江東》就極具代表性。他歸去時書下“黔江初罷職,薄俸亦無殘。舉目鄉關遠,攜家旅食難。野梅將雪競,江月與沙寒。兩鬢愁應白,何勞把鏡看。”還在述說無盡的凄涼與悲苦。

  由此,可以斷言武隆文脈的開山奠基可追溯到東周戰國時期,而以清晰的文學形式表現的文脈印記當從唐代詩文開始。

  除了一大堆出土文物、一塊墓志銘、一部分詩作,接下來對武隆文脈影響頗大的莫過于唐長孫無忌的衣冠墓。這位編篡《唐律疏義》、做了三朝宰相的重臣,于顯慶四年(659)被武則天的一紙謫令流放西南,卻魂歸武隆。也因此,這座牽連大唐烽焰的墳塋就此打上了武隆的文脈烙印,說是長孫無忌衣冠墓,其實是大唐風云的詠嘆之地。圍繞他的文字較多,以至于那無比斑斕的文化光環,照得我們有些暈眩。是的,無忌作為烏江流域歷史上最顯赫的一名被貶官吏,客死武隆,不能不說是轟動,盡管得勢的武則天罩起了厚厚的蕭殺煙云,可他實在是太高大太偉岸,就像一座萬丈山峰驟然坍塌,有著一聲驚天的巨響,這聲巨響過后,武隆的烏江之濱多了一座千年不倒的精神之柱,圍繞它的詩篇自然千年流瀉。雖然,沒有考證到長孫無忌在武隆留下的燦爛文句,但那一聲長長的感嘆之氣,我們是能料定的,就一口氣就足夠了,足以潛入了武隆文脈的深淵,它像很大的魚在深水里讓人無法看清它。我們只有說,長孫無忌在武隆,他的那聲超乎文脈的氣在武隆。

  可惜,明以前的詩文已經無法考證,只有吳元鳳的碑記及部分清代文人的記述,如清乾隆舉人舒國珍等人的作品,此事稍后再表。咸豐年間有人專門立了“長孫公墓詩”碑,成為武隆文脈的一個聚焦點。遺憾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長孫無忌墓遭到人為破壞,那些藝術性的雕琢及構造從此不復焉存。

  叁

  到了宋代,響當當的大文學家黃庭堅因《神宗實錄》被誣貶為涪州別駕來到黔州,這位被后世舉為江西詩派開山之祖的大家來黔州可謂影響非凡。黔州這個曾經的蠻荒之域因他而沸騰了不少。

  清點他來黔州的書信、序跋、詩詞就達四十篇首之多。這些篇章都是黃庭堅借黔州山水人文表現的情感與心血,既是中華文脈之一泉,又是黔州文脈之一潭。前面說了黔州涵蓋著武隆,所以武隆的土地里有他的文脈足跡,今天武隆的浩口苗族仡佬族鄉就洋溢著他芬芳的墨香。那首《阮郎歸茶》,讓我們回到了千年前的三月,“黔中桃李可尋芳,摘茶人自忙。月團屢胯斗圓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裹,絳紗囊,品高聞外江。酒辣傳碗舞紅裳,都濡春味長。”蘇軾品嘗了黃庭堅贈送的都濡名茶后專門寫了一首《月兔茶》回饋,贊美茶團“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并借以思念好友,“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

  宋代的武隆,其江口、火爐、鴨江等場鎮在唐代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多,民間口頭文學也逐漸發展起來。如:在街頭、茶館等地,有人講圣諭、說評書、打花鼓、金錢板、蓮花落、連簫等;在為死人“坐夜”時要唱《孝歌》;在打薅草鑼鼓時要唱《打鬧歌》;苗族男女青年相戀時要唱“對歌”。這些說唱文學,以生活習慣的方式潛入武隆文脈的另一隅,沒有具體的作者,倒也靈性自由。另外,宋代的繪畫也大有可為。黃庭堅在《與張權和通判書》中有記載此地壁畫不限于僧舍、公堂、民居,連墓葬里面也有了。縣內出土的宋瓷執壺的花草畫也有較高造詣。

  元代文脈有些銷聲匿跡,但向舞鳳的《三潮圣水》卻如螢光一閃。其七律文詞:“新豐谷里曾為瑞,分得黔南一派川。按候潺潺稱圣水,因時高潔本靈泉。挽來堪洗王朝甲,流去當澄海外天。自是神龍長臥此,忘卻山頭報晚鐘”。頗具匠心,耐人尋味。

  明朝相對元代有了些起色,土坎發現的孟榮姑墓碑就很有意思,既有情辭痛切的銘文,又有力透石碑的書法,為墓主父親(隆慶年間知縣)撰寫,其“有斯封土,真玉于處,愛勒諸石,以告千古”功底不淺。而江口崇禎時川東道王公題刻墓碑《烈女》更具感染力,若一座精神豐碑塑在武隆文脈的路旁。另外,嘉靖進士沈啟、貢生欒為棟,各寫了一首《黔江》算是烏江的一段瘦骨景致。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卻嗅到了本土文人劉秋佩的氣息。不過我們還是先說一下沈啟,這個人也是了不得的,曾官至湖廣按察副使,著有《吳江水考》。可能因為烏江水系研考之緣,在武隆的江口留下了他的詩文。然而元代的戰火,讓本就脆弱的荒鄉僻壤更少了文學的羹食,無法滋養文人們的筆墨。沈啟的“久客不禁鄉土思,半檣殘月子規啼”除了幾分孤零清冷之外,欒為棟所寫的“惆悵江頭望,風波倍渺然”,更縮寫了當年景象的蒼涼與渺茫。而劉秋佩則暴出了風骨文人的大氣象,他像一匹巨型的駝峰,將武隆文脈從低谷中拉起并高駝入云。

  劉秋佩為武隆鳳來鄉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正德中任朝廷戶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說、稽察六部百官之職)。因彈劾劉瑾受盡杖刑,并被貶貴州驛丞,明正德五年得以重新啟用,并于嘉慶元年擢升江西按察副使。當政期間寫有《彈逆黨劉瑾疏》《薦兵部尚書劉大夏疏》《乞謚宋景濂先生疏》等石破驚天的奏折,回鄉后,創辦白云書院講學,著《白云書院記》,堪稱明朝大儒,被王陽明彪為梗骨之臣。逝后,立有“坤為正氣”“大節名宦等牌坊”。

  肆

  清朝三百余年長治,讓武隆文脈有了一段較為安泰的發展,除光緒貴州正安知州郎承謨大書的“黔蜀門屏”界碑,涪州剌史姚寶銘題寫的“烈女巖”碑刻,重慶知府陳幫器書題的“澎湃飛雷”等作矗立武隆文脈之林外,來黔州任知縣的福建進士翁若梅那句“閨藏深山人未識,一朝聞名天下驚”更是膾炙人口,一揭武隆文脈的美麗蓋頭。之后,一大批清代詩人陳答猿、舒國珍、黎恂、邵墩、黃靜亭等各抒文彩,題長孫無忌、寫武隆山水,掀起一段文脈的上弧線。尤其陳答猿的《江口鎮》、舒國珍的《題長孫無忌》堪稱弧線上的亮點。而陳鵬飛的《關灘占》、舒其文的《舟泊關灘詩》亦大氣磅礴,雪浪飛卷。

  清繪畫藝術也空前發展,一些廟宇、衙門、宗祠、學府、會館,以及富豪之家都有壁畫,從山水花鳥到人物故事、戲劇場面,無所不有。單幅、組畫均有,形式多樣,多為工筆重彩畫、水墨畫或寫意畫。

  其實,清時期的文氣遠不止這些,兩江交匯、地靈人杰的江口鎮出了武隆又一個本土進士李銘熙。一下子把武隆文脈的級次又墊高了幾個臺階。一方面真正體現了本土文脈的骨血,平添了武隆文脈的厚土高丘。另一方面,讓武隆文脈的脊線在歷史的延展中更加清晰動人。他留下的文脈除了49首詩歌收于《二酉英華》(存于川大圖書館)外,有三對楹聯傳承《縣志》。其一為在鹿山書院題聯:“鹿洞朔遺徽,賢宰官鄉近新安,吏治都由經訓出;山堂勤考索,諸君子居鄰舊館,人材應得地靈多”。其二在云頂寺題聯:“依傍本全空,高掌擎天,直同泰岳巖巖,彌望山河歸宇下;氳氤符大造,無心出岫,行見升云圉圉,崇朝霖雨遍人間。”表達一個晚清進士,寄望時局變化,能像云彩一樣孕育風雨,滋潤普天下百姓的美好愿望。其三為武陵山真武觀寺題聯,“山聳青螺兩角孤云分佛髻,經傳白馬半江皓月印禪心”。特別他寫三峽的一首《賦得巫峽秋濤天地過》仍在“瀾過巫峽水,風撼大江秋”。

  此外,銘熙擅長書法,題寫于鹿山書院的“講堂”大氣磅礴,力透千秋。同時,留有部分碑文在民間,其彭水三江源的《梁炳衡先生的墓志銘》、及石橋堰溏灣《肖伯源先生墓志銘》均文辭不凡,筆力深厚。而光緒所賜文魁牌匾及江口巨幅摩崖石刻,皆閃耀著李銘熙文脈刺眼的光芒。參加了“戊戌變法”的李進士年僅48歲,他因為這場變革名留青史。古老的江口鎮也因此有了另一個名字——“李進士故里”。

  這里還得說一說他的表弟邵建候了,這位《李進士故里》石刻的撰文及書寫者,留下了武隆文脈的另一塊豐碑。見方二百余平方米的摩崖石刻,一筆能睡下一人的氣勢,高抬了烏江流域石刻之最,有人甚至說為長江流域之最。他的文彩與書法造詣與李進士芳名并傳。

  伍

  除了以文學潛流形式對武隆文脈作上述表述外,武隆民間流傳的巫文化、烏江號子、龍舟文化、玩火龍、寫楹聯等亦如文脈的影子在時空中穿越,他們多以口授相傳,文字梳理亦無固定作者,算是文脈中的幻影吧。尤其是寫楹聯,作為一種在民間流傳且又富于吟詩作對的文學形式,十分普及。廟宇、祠堂、學校、會館、廳堂、茶館、酒店、客棧、商號、兵營,幾乎無處不有,這些楹聯,絕大多數都出自縣內文人之手,平者固多,但佳作也不少。

  此外,民間寫的賀詞、祭文等也有不少感情豐富,文詞典雅,讀者唏噓,聞者淚下的好作品。

  其他流行于武隆民間的原始戲劇,如儺戲、端公跳神;流傳于民間的音樂如《烏江號子》《盤歌》、龍舞和獅舞;流傳于民間的樂器如簫、笛、鑼鼓、引子、嗩喇、鈸等都是武隆文脈的表現元素。

  到近代,武隆文脈幾乎在風雨飄搖中度過,民國時間短促,能數的文人寥若晨星,江口民國縣參議員李象之長于書法,行書效法李邕、楷書俊逸雄渾,其“向國光、銀安人”等人的《墓志銘碑序》習之不乏其人。中嘴民國縣參議員張純嘏遺存墨跡“桃園義渡”“幽境”等題刻可圈可點。涪陵知縣王璋在白馬山題刻“豹巖”堪稱書法精品,至今仍醒目震撼。這些算文脈中的幾朵漣漪。

  解放后,新武隆的文學、藝術如小說、詩歌、繪畫、音樂、戲劇、舞蹈、雕塑、攝影等都隨時代脈搏順應而行。如解放初期,演出的《白毛女》《劉胡蘭》等歌劇、話劇、秧歌舞和腰鼓舞等。上世紀五十年代演出的《沙家兵》《紅燈記》《江姐》《洪湖赤衛隊》、“忠字舞”等節目,及外地的劇團來武隆演出的《夜半歌聲》《梁山伯與祝英臺》《孟姜女》《釵頭鳳》等川劇、話劇、歌劇等,都顯現很強的時代潮流。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武隆文化部門對和平中學、江口漢墓群、長孫無忌墓、李進士故里石刻、土坎遺址等文化遺產進行了保護,可視為對文脈的養護。幸喜的是武隆走出了一個大翻譯家楊武能,使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的武隆文脈有了一線生機,楊武能早年留學德國,之后畢生心血耗于德語翻譯,出版作品20余部,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等美譽。其《歌德文集》《席勒文集》《魔山》等德國文學經典譯著深受國人喜愛。德國總統授予他國家功勛獎章,國際《歌德》學會授予他歌德金質獎章,重慶圖書館專為其設立了一座“楊武能著譯文館”。無獨有偶,武隆又出了一位線描山水畫家肖中胤。出版了《線描山水》《丹青武隆》《寫生畫稿》等繪畫著作,其《芙蓉江游記》《山河篇》《長江三峽賦》等巨幅作品在國內山水畫派中有較大的影響。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武隆文化發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地方文學刊物《芙蓉江》《武隆文化》《武隆時政》《武隆日報》已喚起一大批文學愛好者、書畫學者從事文學藝術創作,形成了以散文、小說、詩歌、電視劇本、報告文學、繪畫、書法等為主要類別的創作隊伍。已涌現出諸多新人的精品力作,在市級、國家級刊物發表或受獎。

  不過,武隆文脈要成大氣候還需要時日磨礪。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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